未成年人区与其他各区都是分隔管理的

救助站为每人发放的生活用品

　　东莞市救助站生活纪实

　走进救助大厅，正对门的办公桌后，一工作人员站起身来说：“到这边来登记。”记者感到有些意外，因为此前并未预约采访，记者身份也并不明显。

　　东莞市救助站———曾是流浪汉、乞讨者、无暂住证人员在城市最后的“暂住”之地。2003年8月，“收容所”易名“救助站”，进出均以自愿为原则。

　　“现在来申请救助的不少是被骗被抢的外地人，但也有许多是因误工而生活困难的人。”救助站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以前的“主流人群”———流浪乞讨者———则几乎不主动登门”。

　　广西桂平的18岁男孩小吴，是在仅剩的100多元钱被骗光后，于2006年8月17日晚走进救助站的。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，他开始填表格、拍照、“验身”、领被褥。即使没有任何证件，申请者仍可获得帮助，最长可住10天，其后若仍无亲友来接，身份经核查属实，可得到救助站提供的回家车票。

　　20分钟后，小吴抱着被褥，走向B区102室。在摆放着12张床的房间里，7个光膀子的男人好奇地盯着他。一阵寒暄，活泼外向的小吴很快打开了话匣子。他发现，其中5位室友求助原因与他相似。

　　救助站内的A、B、C、D四个宿舍区，分别容纳成年女性、成年男性、老人和未成年人，及临时激增的灾民、难民，许多栖身于此的人携着不多的盘缠来东莞寻梦，但他们的梦想连同钱财被抢光骗光，只好到救助站求救。

　　“想知道一个城市治安怎样，看救助站就知道了。”入住3天后，高中肄业的小吴对社会的认知已颇有心得。他凭此推断，东莞这段时间的治安还不糟——4个宿舍区的入住率不到50％。东莞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政府对东莞这个广东省“双抢”高发地带的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。2005年，东莞全年“两抢一盗”案件的发案数同比下降13.8％，其中飞车抢夺下降了22％、盗窃机动车案件下降了近5％。

　　负责人表示，虽然入站人数没收容制被废除前多，但工作压力反而大增，“以前，把人带回所里，门一关，就行了；现在，我们要顾及更多问题：成本控制、服务质量及救助效果。”

　　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，目前求助者每天有三十人左右，但同时，离站者也很多，“想走，随时都可以”。虽然进出自由，救助站仍执行着严格的作息时间和统一的管理。

　　“饭菜不会太好，但也不差。”负责人说。8月21日晚饭时间，小吴飞快地扫光了碗里的白菜炒鸡肉块。每天有肉吃、有洗发水用，这让他甚至有些不想离开，“待遇比外面好多了”。正因如此，救助站刚运行时，竟有一批“跑站者”，提供虚假个人信息，三番五次入住不同城镇的救助站，把救助站提供的免费归乡车票卖掉，大大增加了救助站的财政负担。2005年下半年，救助站安装了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，专门对付跑站者，发现一个赶走一个。

　　由于经验及技术双管齐下，“跑站者”被严格限制，救助站内绝大多数是急需帮助的“落难者”。“注意，是‘落难者’而不再是‘底层人’。”一名工作人员说，许多受助人员是遭遇各种问题的“落难者”，其间不免包括大学生，以这一身份与“底层人”在救助站相遇，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反响。

　2003年出台的《救助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被救助对象需要满足：自身无力解决食宿；无亲友投靠；没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“五保”供养；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。那些工作无着落、身无分文、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大学生，恰恰符合上述4个条件。站点负责人认为，大学生进救助站，也并不稀奇。

　　但在小吴眼中，遭洗劫一空的室友傅铭———华北某民办大学的大学生———让他感到极大地安慰。初到救助站时，小吴觉得丢脸极了，但遇到傅铭后，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，“大学生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”